民国春秋
第二十三章 恃强玩议和

    袁世凯紧紧抓住攻克汉阳的有利时机,命令北洋军在龟山架起大炮,隔江炮轰武昌,
以便给湖北军政府更大的压力。黎元洪极为惶恐。他的心腹李国镛给他出了个主意:汉
阳既失,武昌危急,须别择地点,移驻节铖,以保根本。
    黎元洪暗中派人到葛店准备住所,又派兵船停泊在葛店木鹅港附近备用。再暗嘱卫
队,将枪支子弹准备齐全,以便保护他出走。同时把家眷送到上海避难。
    袁世凯和汪精卫派朱芾皇携有汪精卫函自北京来到武昌找黎元洪。黎元洪很高兴,
待以宾礼。汪精卫在信函中说,袁世凯将率北军反正,即请南中举袁为临时大总统,以
免兵临祸结。
    第4镇第8协协统王遇甲奉袁命给黎元洪打去电话:“你是宋卿吗?我与你都是湖北
人,我们都是协统,朝廷对你我都不薄,你为何做此不义之事,将湖北闹得天翻地覆?
现在汉口、汉阳都在我们手中,此地虽与武昌有一江之隔,但长江是不能阻挡我们前进
的。你现在赶快出示安民,要地方马上恢复秩序,各安生业,听候我们来处理。你如果
马上做了,我们的情感,还是一样照旧。至于在朝廷方面,我们对你也说好话。你如果
犹豫不决,我们大军一到,那就叫我们真的不好办了。”
    黎元洪听了这诱降的电话,便迫不及待地回答说:“我是一个老实人,你是知道的。
这哪是我搞的事,都是他们利用我的名义瞎搞一通。所出的告示,都是他们拟定,我不
仅事先不知道,写出以后我也未曾过目。我是一个完全的傀儡。今天你把这一笔帐专门
算在我的头上,那真是冤枉极了。你如过江来,我可以和你谈谈。”
    黎元洪的电话被都督府军令部谍报处参谋、共进会会员晏勋甫截获,并切断。晏立
即来到都督府,面斥黎元洪不该通敌。黎元洪面红耳赤,呆不作声。过了一会,才勉作
笑容对晏勋甫道:“算了,算了,你不必说了,请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晏答应了,
也没有向他人提起此事。
    黎元洪通敌不成,便决定逃跑。他在打点行李时被范腾霄发现。问他:“都督,岂
非决议死守武昌者乎?”黎在汉阳失守的那天,曾致电各独立省,要求派兵援鄂:“元
洪当督率将士,誓以死守,以维大局。”
    他把誓言抛到九霄云外,只嗫嚅着答道:“势已迫,四周墙壁之被敌弹洞穿多处矣。
不如先去葛店以避其锋。”
    黎元洪的卫兵抄起手枪对准范腾霄道:“汝辈主张不走,必欲置都督于死地而后已
乎?”
    范腾霄见势,也不与他们辩论,急忙到军务部把情况报告给副部长张振武等。张闻
言大怒,携甘绩熙、范腾霄、丁复等来到都督府,而斥黎不应违议私逃,黎无词以对。
张对甘绩熙及丁复道:“以都督交汝两人看守,如走脱,唯汝二人是问。”
    武昌城内起炮火,造成人心慌慌,纷纷向城外逃跑。军政府有人传言,说朱芾皇来
鄂所携汪精卫函是假的,和议无望,于是人心溃乱。军政府机关人员亦开始逃散。那编
制部长汤化龙逃往上海,理财部长胡瑞霖则托名赴沪募公债,挟多金以走,正副外交部
长胡瑛、王正廷则诡称到汉口办理外交而去。甘绩熙也感到确有危险,遂与张振武、刘
公等人商量道:“炮太厉害,都督欲出城,我辈宜许之。万一都督有故,我辈之罪大矣。”
    刘公、张振武同意甘绩熙意见,准备了一顶小轿,派亲随10余人和卫兵两队,令其
护送黎元洪出宾阳门,逃至离城8里的洪山。但黎元洪出城后便逃到离城90里的葛店。
    黎元洪出走之时,武昌百姓甚为惊慌,旋即拥挤出城,挤死妇孺甚多,惨不堪言。
而兵士等见黎出走,亦相率逃窜,大有瓦解之势。
    代理战时总司令的蒋翊武和参谋长吴兆麟正在青山,两人巡视防线,遥见城内起火,
立即骑马赶回,得知黎元洪已逃往葛店,忙派参谋甘绩熙、吴兆鲤、谢洪涛3人,携带蒋
翊武手书,骑马速往葛店,请黎元洪转回洪山,以资镇慑而维军心。他们3人来到葛店,
天已逐渐黑下来,黎元洪已然歇息。甘等向黎说明武昌城内军民慌乱情形,拿出蒋翊武
手书,坚请黎回洪山,黎元洪不听,于是甘绩熙3人商议,决定甘、谢在葛店监视,吴兆
鲤回洪山报告。
    袁世凯并不想立即占领武昌,因为清朝尚未垮台,他还需要“养敌”自重,以为政
治发达之具,由他统一全国。于是他与英国公使朱尔典商定停战条款,朱尔典电致英国
驻汉口代理领事葛福,要他派人持停战条款渡江来武昌洪山总司令部,与孙武、蒋翊武、
吴兆麟等接洽,表示英国领事联合各国领事,提议停战3天,只要双方在停战条款上盖印,
即可停战。
    葛福即派英人、万国商会会长盘恩,由湖北军政府顾问孙发绪陪同去武昌找吴兆麟。
盘恩对吴道:“民军自起义以来,极为文明,秋毫无犯,我辈英国人颇表同情。现在我
们英国领事见武昌城天天受炮击,城内百姓甚念凄惨,故此联合各国领事,与清军商议,
暂且停战3日。现在清军已表同情。我特来武昌见黎都督,请都督认可,将我带来公文盖
印,然后送至清军盖印,即可停战。”
    吴兆麟因都督印已被黎带走,便问可否盖用总司令官印信。盘恩回道:“我在汉口
已说定用都督之印,仍以都督印为是。”
    吴兆麟便嘱办饭款待盘恩,请总司令蒋翊武奉陪。自己暗与孙发绪商议,都督印在
葛店,一时亦来不及,不如照样刻一个印盖了完事。孙发绪深以为然。于是吴兆麟即电
话军务部孙武:“请速令刻字工人照样刻之,愈速愈妙,一俟盘恩饭毕,即来军务部盖
印。”
    孙武闻停战3日,欣慰之至,当派高楚欢督令城内刻字工人,照都督印样速刻。约一
时许,电告已刻完好。那盘恩饭毕。吴兆麟即备肩舆数乘,遂谓盘恩曰:“都督印在城
内军务部,请乘轿往军务部盖印可也。”于是盘恩和吴兆麟、孙发绪同到军务部盖印后,
当晚渡江回汉口。
    吴兆鲤由葛店赶来,向蒋翊武、吴兆麟等报告黎元洪在葛店坚不肯回城之事。蒋、
吴又派2人随吴兆鲤仍返回葛店,携带蒋、吴2人手书,并手抄停战条件送呈黎元洪,要
他们转告黎元洪:“停战后,武昌即转危为安,一切交涉,非都督接洽办理不可。”
    黎元洪闻已停战,喜出望外,答应回刘家祠。他在吴兆麟派出的马队迎护下,转回
洪山附近的刘氏祠堂。次日又迁入武昌城内,将县华林高等小学旧址改为都督府。
    湖北军政府并没有去认真分析全国和武汉的有利形势,各省的起义和独立,都朝着
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发展,汉阳虽然失守,但海军仍在民军手中,可以回击清军。他们也
没有看清袁世凯的窃国阴谋,以及“和谈”圈套。汉阳一失,便陷入惊慌失措之中,对
袁世凯表示妥协。
    在黎元洪的导引下,湖北军政府已不惜背弃革命党“创立民国”的原则,准备接受
现行君主立宪的体制,向袁世凯完全屈服。但是,上海的革命党人认为黎元洪之忠诚可
疑,因此坚决反对他与清朝代表协商的任何协议。接着南京光复,革命军士气高昂,全
国民心振奋,各省援鄂军队陆续到达,这使黎元洪向革命方面倾斜。湖北革命党人,甚
至连黎的最忠诚的学生、参谋长吴兆麟,对他擅自逃离武昌的行为也予严厉批评,总监
察刘公、军务部副部长张振武,甚至主张对黎通电劾之,因吴兆麟、蔡济民等劝阻,方
才作罢。
    黎元洪羞涩尴尬,不敢再公开附和君主立宪的调子。稍后,他才以向世界各报馆发
表呼吁的方式声明:广州、南京、上海向武昌增援,革命党联合起来,坚决反对保留皇
朝,他赞成共和,收回他在汉阳失守后明确表示过的接受君主立宪的主张。
    但是,黎元洪对革命党人的态度,因为袁世凯和帝国主义对他的推重和扶掖,在议
和的过程中变得生硬起来。英国人送停战条款给军政府时,一定要“面谒黎都督”,吴
兆麟问可否加盖代理总司令的印章,回答乃是“定用都督之印”。黎元洪知道此事后,
便有恃无恐,表现出一种急转直下的骄傲态度,对革命党人更是看不起。当甘绩熙等问
他何以逃离武昌,请他不要轻听人言,随便他往。黎元洪居然怒斥甘绩熙:
    “你青年人屡次说激烈话,实属不成事体。大家举我为都督,就要服从,勿得任意
说不道德之言。”
    黎元洪一步步地脱离革命,倒向袁世凯那边。
    清朝隆裕太后懿旨:“现在南北停战,应派员讨论大局,着袁世凯为全权大臣,由
该大臣委托代表人驰赴南方,切实讨论,以定大局,钦此。”
    袁世凯奉旨后,委任唐绍仪为全权大臣总代表,严修、杨士琦为代表,汪精卫、魏
宸组、杨度为参赞,并以在京每省1人为各省代表,其中有:直隶刘若曾、山东周自齐、
山西渠本翘、陕西于邦华、江苏许鼎霖、浙江章宗祥、安徽孙多森、江西朱益藩、湖北
张国淦、湖南郑沅、四川傅增湘、福建严复、广东冯耿光等。袁世凯约代表们谈话,道:
    “君主制度,万万不可变更,本人世受国恩,不幸局势如此,更当捐躯图报,只有
维持君宪到底,不知其他。”
    袁世凯反复推论至数十分钟,语极沉痛。有些代表以为袁要坚持君主立宪制度,喜
形于色,殊为瞢瞢。
    唐绍仪等便乘车南下,准备在汉口同南方代表开议。
    南方11省军政府的代表组成代表团,公举伍廷芳为南方议和总代表。伍廷芳字文爵,
号秩庸,广东新会人,生于新加坡。留学于英国,后回香港担任律师,为香港法官兼立
法局议员。1896年被清廷任命为驻美国、西班牙、秘鲁公使。1902年回国,先后任修订
法律大臣、会办商务大臣、外务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等职。1907年再赴驻美国、墨西
哥、秘鲁和古巴公使。武昌起义后,宣布赞成共和,并与陈其美、张謇等在上海发起组
织“共和统一会。”
    由于汉口陷入北洋军之手,伍廷芳致电黎元洪,告诉他们不能到汉口谈判,请转告
唐绍仪等来上海开议。唐绍仪等从汉口赴上海,黎元洪派王正廷和他们同行。
    袁世凯的议和,不过是他准备攫取全国最高权力的一种手段。他在派代表南下议和
的同时,便派重兵向北方已宣布独立的山西、陕西两省发动猛攻,力图把北方完全置在
他的控制之下。
    袁世凯命毅军统领、总兵赵倜率部攻占陕西门户潼关,革命军张钫、刘镇华部退华
州。次日,北洋第3镇统制曹锟、协统卢永祥又率部攻占山西的门户娘子关。这自然激起
革命党人极大的愤慨。
    双方代表的第一次会议,伍廷芳便提出:“今日来开议以前,有一事先提出解决,
双方定约于19日起,一律停战,而日来迭接山西、陕西、安徽、山东等处报告,知清军
已入境攻战。似此违约,何能议和?故今所当先解者,须请贵代表电致袁内阁,饬令各
处一律停战。得确实承诺回电后,始可开议。”
    唐绍仪立刻推托说是革命军先行开仗。
    伍廷芳道:“谁先开仗,虽费调查,惟有一办法:凡停战期间违约进占之地点,应
饬清军先行退还,如娘子关、潼关等处,是最著者,此外地点,应悉退出,应符初意。”
    经过激烈争论,最后决定由双方总代表致电各方实行停战。
    南北会谈,逐渐被袁世凯操纵。唐绍仪南下前,袁世凯就面嘱他到上海后,先晤张
謇探其意旨。张謇早已被袁世凯拉拢。唐绍仪第一次晤张謇,先代袁世凯致殷拳之意,
并询问整个局面,应如何措理,愿听张的指示。唐绍仪露出口风:
    若推举袁世凯为总统,则清室退位,不成问题。
    张謇回道:“所谓南北议和者,依照现在形势,乃是袁项城与同盟会要人之谈判;
与苏、浙两省,并无多大关系。苏、浙之独立,乃被动而非主动,目的只在不遭战争。
尤其是苏省各地军队复杂,号称都督者有8人之多,若不拥戴程德全,不知如何收拾。因
此原因,对于项城根本无所要求。但我只能代表苏、浙两省人民贡献意见,而不能保证
同盟会之必能听从。此事全仗你的手腕及能力如何。”
    唐绍仪听后,道:“先生所说,开门见山。我当听从指示,尽力为之。”
    唐绍仪在上海同北京的邮传部次长梁士诒密电联系,梁士诒实际上是袁世凯的秘书
长。
    唐绍仪收到北京来的密电,有时只让两三个北方的代表看看。北方的代表人数很多,
但他们都成了局外人。唐绍仪看过电报,并不去同伍廷芳商量,而是去找赵凤昌和张謇。
伍廷芳名义上是南方总代表,实际上作不出什么决定,真正代表南方意见、能当事决断
的倒是张謇和赵凤昌。
    赵凤昌与张謇交情笃厚。张謇曾推荐赵到沪举办洋务,接触江浙两省的时人很多。
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以及南方其他几个都督,同赵凤昌都有交情。张謇是
提倡实业救国的新人物。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陈其美等对张謇不仅慕名,而且很
佩服很重视。他们为了熟悉情形,有不少事要请教于张,而张謇往往趋而谋于赵凤昌。
因赵长年病足,不能下楼,大家就常常到上海南阳路私邸惜阴堂赵凤昌家里去会见或开
会。在和议的过程中,程德全、汤寿潜、张謇、汪精卫、陈其美等,每星期总要有1、2
天在赵家聚会。赵成了众望所归、洞悉全盘局势的南方策士。唐绍仪几乎天天同赵凤昌
通话。
    张謇、汤寿潜、程德全原来都是立宪派或比较开明的旧官僚,现在又看到要求实行
民主共和的浪潮,已不可遏制,所以转到了独立省一边。如果清室能够退位,实行民主
共和的政体,又有素来受到他们信任的袁世凯掌握最高权力,这正是他们求之已久的。
这与袁世凯、唐绍仪自然相当合拍。
    但是,南方革命党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持有相当激烈的态度,他们佥以为和议万
不可恃,非接续准备进行战斗不可。这些党人激于义愤,认为流血独多,抛掷头颅,牺
牲财产,无非为共和代价,以谋同胞无穷幸福,倘功亏一篑,决不甘心。那上海革命党
人追悼革命先烈,莅会者不下万人,有女子军事团,捧诵诔词,声泪俱下。士女演说,
无不痛憾袁内阁以汉杀汉,此次议和,务先杜绝君主,誓达共和目的,以慰诸先烈在天
之灵。人心感动,势力为之一振。又有广东北伐队3000人抵沪,主张激烈,认为那袁世
凯一面议和,一面进攻秦、晋;指民军为土匪,进兵皖北,为远交近攻之计,其居心险
诈,决无诚心。各报纸宣传尤烈:吾宁亡国亡种,绝对不认君主政体,有背此主义者,
吾党当以颈血溅之。
    对于革命党人的反抗,袁世凯早已预料,他除了拉拢并利用汪精卫之外,又通过各
种渠道与黄兴沟通。袁世凯派北京红十字会会长夏浚贻和陆军小学堂总办廖宇春来到上
海,通过南京选锋队联队长朱葆诚的介绍,找到同黄兴关系比较密切的苏军总参谋长顾
忠琛和元帅府秘书官俞仲还等人,经过深谈后,顾忠琛表示:“二君之希望和平,关系
大体,深可钦佩,安得项城亦同此心理。总之,项城赞成共和则中国存,项城保持君主
则中国亡。存亡中国之权,悉系于项城之手。项城而以保皇为重也,必出于战,项城而
以保国为重也,须归于和。和战之机,实惟项城操之。现在反正者十余省,联军北伐者
数十万,决无屈服君主问题之理,项城果能颠覆清廷,为民造福,则大总统一席,南军
愿以相属。”
    夏浚贻直截了当说道:“项城只可居于被动地位,其主动须由北军将士合力行之。
所幸北军中人,近来赞成共和,颇不乏人。顾不能无所疑虑者,正恐南军所举总统为何
如人。倘有畛域之分,将来即难免于冲突,是以观望不前,苟公推项城,吾知天与人归,
北军定当乐于从事,特迟延非计,应速请廖君宇春北旋,密为运动,但得各方面之同意,
则大事谐矣。”
    顾忠琛等说:“吾党欲公举项城,正苦无阶,此事全仗廖君毅力行之,可造中国无
穷之福也。”
    廖宇春不放心,便提出:“吾辈私相计议,恐不足以取信于人,倘得黄元帅与程都
督之同意,颁一纸证书,以为凭信,并订立草约,携之以归,则进言较易,而实行可期。”
    两日后,顾忠琛与廖宇春等再次会面。顾忠琛道:“黄元帅与程都督均极赞成廖君
之手续,可以保全中国,并可以消释两军已往之嫌,善莫大焉。元帅且云:前次各省推
举某为临时总统,某所以坚辞不受者,正虚此席以待项城耳。”
    顾忠琛即将黄兴给廖宇春的委任状交付。双方议定的条约是:确定共和政体,袁若
能先推翻清廷,便举袁世凯为大总统,优待清室;南北满汉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
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同时组织临时会议,恢复各省秩序。
    廖宇春、顾忠琛彼此在条约上签名画押,互换,欣然而别。
    黄兴也认为袁世凯是一个奸黠狡诈、敢作敢为的人。但由于没有足够的力量与袁世
凯抗衡,对袁世凯的武力恫吓又存有相当大的恐惧,便以满足袁世凯的欲望,使袁对清
室无所顾惜,从而实现清室退位及民主共和制度的理想目标。否则,他怕袁世凯像曾国
藩替清室出力,把太平天国搞垮那样,来搞垮革命。只要袁世凯肯推翻清室,把尚未光
复的河山奉还汉族,给他一个民选的总统,任期不过数年,可使战争早停,人民早过太
平日子,岂不甚好!
    由于黄兴有这些美好的愿望和设想,他在武汉督师时,就曾写信给袁世凯,表示只
要袁世凯能使清室退位,那么非但湘鄂人民戴袁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局亦
无不拱手听命。他的这种幼稚的想法,必然给革命带来悲剧。
    这幕后的活动,已把南北议和的基调定了下来。第二次议和会议,唐绍仪道:“共
和立宪,我等由北京来者无反对之意。”
    伍廷芳曰:“甚善。”
    唐绍义接着说:“但此为同胞之事,今日若无清廷,即可实行,则我等欲为共和立
宪,必须完全无缺之共和立宪,方为妥善。黄兴有电致袁内阁云:若能赞成共和,必可
举为总统。此电由汪君转杨度代达袁氏,袁氏谓此事我不能为,应让黄兴为之。是袁氏
亦赞成,不过不能出口耳。共和立宪,万众一心,我等汉人无不赞成。不过宜筹一善法,
使和平解决,免致清廷横生阻力。”
    伍廷芳一再追问:袁氏宗旨如何?对于民主共和之宗旨如何?
    唐绍仪先以“和平解决”四字回之,后在伍氏追问下,才亮出底牌:“昨夜见黄兴,
当以告君。自武昌起事之后,我曾拟一折,请国民大会决定君主民主问题,服从多数之
取决,清廷不允。现时我尚持此宗旨,盖此办法,对于袁氏非此法不行也。其军队必如
此乃可解散。开国会之后,必为民主,而又和平解决,使清廷易于下台,袁氏易于转移,
军队易于收束,窃以为和平解决之法,无逾于此也。”
    唐绍仪与袁世凯利用空中信道,商定向清廷施加压力。唐在电致袁世凯,请代奏清
廷的奏议中说:“民军代表伍廷芳坚称,人民志愿以改建共和政体为目的。”
    隆裕太后果颁发懿旨:“予惟我国今日于君主立宪、共和立宪二者以何为宜?此为
对内对外实际利害问题,固非一部分人民所得而私,亦非朝廷一方面所能专决,自应召
集临时国会,付之公决。着内阁即以此意电令唐绍仪转告民军代表,预为宣示。一面由
内阁迅速将选举法妥拟,协定施行,克期召集国会。并妥商伍廷芳,彼此先行罢兵。”
    袁世凯的计谋,着着得手。
    第二次议和会议之后,又开了第三、四、五次会议,商定了召集国民会议的具体办
法,以及国民会议地点等具体问题。
    不料,袁世凯突然电告唐绍仪:“会议各名称,未先与本大臣商明,遽行签定,本
大臣以其中有必须声明及碍难实行各节。”
    唐绍仪只得电请辞职。
    袁世凯随即电告伍廷芳,称唐绍仪一再来电请辞代表之任,已请旨准其辞任,今后
应商事件,由伍直接同我往返电商。
    袁世凯这样做,是因为他得知孙中山从欧洲抵达香港,广东都督胡汉民前往迎接,
孙中山偕胡汉民由港至沪。又有在南京的17省代表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
统。尽管孙中山打电报给袁世凯,他只是暂时担任组织政府之责,望袁早定大计。但素
性多疑的袁世凯并不放心,生怕孙中山早先一步担任临时大总统,万一后来不愿拱手相
让,他岂非落了个空?于是,袁世凯便用非常手段,推倒唐绍仪秉承他的意旨同南方所
达成的协议,为自己下一步行动留下可进可退的余地,使形势继续朝着他所期望的方向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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