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时分，新泽西雷蒙恩大街上，一辆本田车自北往南行驶。司机突然改道，被左车道上的宝马撞得飞向右前方，把路边的公交车停靠站撞塌。八十七岁高龄的王振兰和一个比较年青的朋友就在停靠站里。

王振兰原被新冠疫情困在北京三年，为了处理一些事务，专程飞到美国。她请朋友到附近的图书馆帮她打印一份重要文件，并帮她解读。办完事，朋友要开车送她回去，她说公交车很快，几站就到。朋友便陪她等车，结果碰上了车祸。

王振兰当场昏迷过去，过后对车祸没有任何记忆。她半夜才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动弹不得，头疼全身疼。她觉得脸上湿乎乎的，有点痒，拿手一抹，都是血，吓了一跳。

她无法讲话，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便看向守在床边的警察，眼神里充满了问号。警察很抱歉地告诉她，她被车撞伤了，全身的衣服都被救护人员剪碎拿掉了，鞋子袜子都脱掉了，人用一块白布包裹起来，放到担架上送到急救中心里来。

她身上多处重伤：头颅里面和外面都出血；锁骨骨折，导致胳膊不能动；耻骨骨折，左边从脚趾、小腿到大腿都麻木，甚至失去知觉；右脚朝内扭转九十度；右膝下至脚腕的整个小腿被撞破。

她在哈肯萨克大学医院的病床上躺了十八天，没下床过，其后转到梅坞康复中心，又护理了二十五天。康复中心给她打止疼药，过一会儿又疼，只好再打针。后来她拒绝打针。护士不高兴了，在病历上写上“拒绝用药”。写就写吧，她觉得止痛药治标不治本，长期服用恐怕有副作用。她不出声，宁可忍着疼痛。

痛苦的日子让她觉得熬不到头。她觉得老是躺着会导致器官衰退，稍稍能动便要求坐起来。护士很费劲地把她搀起来，但她只能用半边屁股坐，一会儿换另一半屁股坐，还得忍着疼痛。后来她要求站起来，两个护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扶起她。因为神经深度受损，无法指挥行动，只能挪到旁边的椅子上坐坐。在经过多次练习之后，她终于可以坐在轮椅上，在走廊里回来转悠，增加些活动量。她用两手推轮子，用两个脚后跟在地上摩擦，一点一点地挪到窗户边。她试着从轮椅上下来，扶着栏杆，让体重落在两个手臂上。脚尖一时弯不过来，她便试着多练垫脚尖的活动。

康复中心没什么特效办法，一切得靠自己努力。伤得这么重，能否完全康复，真的很难说了。她在2024年2月中旬受伤，5月初坐着轮椅上飞机，飞回北京，在位于延庆的家里开始自救式的缓慢康复。

她恨车祸。

这一生几十年中，她曾遭遇过许多不公，但从来没懈怠和消沉，也没有因而恨过什么。但她恨死了车祸！

六十年代，她正风华正茂，勤学苦钻声乐，是歌唱的最好年华，歌唱在大舞台的最好时光。她不仅能演唱大型中外歌剧的主要片段，也能够演唱中外各种风格的民歌、民谣和民间戏曲。在北京文工团城里城外的演出中，她被观众赞美是百听不厌的好嗓子、好声音，是文工团的台柱子。

后来她被扣上几顶黑帽子，下放到北京火车站当装卸工，干最重的体力活，一干十年，到1979年才回复职位，回到文工团。下放期间除了脱产排练和主演几场《红灯记》中的李铁梅外，她再无演唱的机会，大好前程面临荒废。她出于骨子里对音乐的热爱，不惧怕环境的截然改变，想把失去的展示音乐魅力的舞台变成用笔下的旋律。她利用工余时间抓紧学习作曲，为后来创作打下了基础。

那时她能干重活，说明身体健康。只要身体健康，一切皆有可能。如今车祸后一切都变了。以前轻而易举的事，如起床收拾，如今得花费半天，出一趟门更是一件天大的事。车祸后遗症加上焦虑综合症，让她力不从心，产生深深的无力感。她恨死了车祸！

她原本唱得极棒，曾在面对万人观众的舞台上独唱，在掌声中多次返场。她八十年代开始作曲后，发挥唱歌功底的优势，每首歌都先唱个小样，送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凭此得到录用。作品被电台录用后，她把小样放给歌唱家听，吸引他们来演唱。后来到了美国，她教声乐，唱给学生听。她原本一直能唱，年龄不是问题。如今，车祸使得她无法完整地唱一首歌。她恨死了车祸！

她以前从未感觉自己是耄耋之人，从不认输，只是生命脆弱，一场车祸把她几乎变成了废人。她恨死了车祸！

王振兰被困在居所里，心里焦虑。行动越困难，心里越焦虑，越焦虑则越影响肢体活动。为了缓解焦虑，她把以前创作和编辑过的作品翻岀来看。八十年代初期，她进中央音乐学院进修作曲，边学习边创作。强烈的创作欲望带来丰硕的成果。央人民广播电台采录播放过数十首她创作的歌曲，她也编辑了中外优秀歌曲数十首，制成录音带。翻看这些作品，重温激情的岁月，往日的歌声沸腾在心中：李谷一用甜美的调子演唱她的《采蘑菇》，关牧村用浑厚的女中音演唱她的《我爱戈壁骆驼草》《我的心留在了祖国》，阎维文用民歌风格演唱她的《船夫》《战士别故乡》，程志用典型的美声演唱她的《我对祖国的思念》，姜嘉锵用地道的民歌风，格韵味十足地演唱她的《牧羊归》《回苗岭》。音乐重新点燃了她的活力，她的心情逐渐趋于平稳。

长期卧床的日子里，她的脑子有时会出现一片空白。这种时候，她会去看墙上李焕之、赵沨、乔羽、李凌等人的条幅，是他们写给她1991年个人作品音乐会的亲笔题词。那场音乐会是她音乐事业的高峰。著名歌唱家程志、阎维文、关牧村、叶佩英、姜嘉锵等十六人在规格最高的音乐殿堂北京音乐厅演唱她创作的三十二首歌曲，一千多座位销售一空。困在床上的她看到这些题词，迟滞的空白立刻消失，活跃的思维被激发起来。条幅不止是书法艺术，更是音乐前辈们的关怀、支持和鼓励，那种激励的力量在三十多年后依然存在。

“生活为其本，时代创新生。乐艺勤钻研，灵感发于心。” ——李焕之，作曲家、指挥家、《春节组曲》的创作者、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配器者，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

王振兰看着李焕之的题词，难忘的往事在脑海里浮现。1959年，她因偶然的机会经过政协礼堂，看见里边灯火辉煌，传来美妙的音乐，并不知道中央乐团、中央民族乐团在挑选新团员。这是从全国海选开始的第三场考试，也是最后一场。所有人唱完后，一位老先生以为她是迟到的考生，把她叫进去。她毫无顾忌地上台唱了一首《白毛女》选段，惊艳全场。李焕之团长撇下所有考生，不在乎她没有经过三轮考试，也不在乎她没有上过音乐学院，破格把她录取到中央民族乐团。入团后，李焕之破格批准她边工作边进中央音乐学院进修声乐。李焕之是引导她真正踏入音乐道路的贵人，让她感念终生。

如今，李焕之不在人世了。

“长期积累，发为心声，所作声乐作品有口皆碑。”——赵沨，老一辈音乐理论家、教育家，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赵沨住在简陋的房子里，把卧室当会客厅，在几番心脏病病重入院又出院后，多次召见她，鼓励她。那是一个急速变革的时代，千篇一律，粗制滥造的低俗音乐大为盛行，严肃音乐界却拿不出多少能与之抗衡的优秀作品。王振兰创作的歌曲让赵沨振奋。他出谋献策，促成了她的个人作品音乐会，并亲任总策划。

如今，赵沨也不在人世了。

“至善才有至美，至美本来无价。”——乔羽，著名词作家，创作出《难忘今宵》《我的祖国》《让我们荡起双桨》《人说山西好风光》等许多脍炙人口歌曲的歌词。

她曾与乔羽合作过，为他的歌词《金色的小月亮》谱曲。乔羽道出了她的心声，因为她一生追求至善至美。著名词作家的题字是对她作品莫大的表彰，使她深受鼓舞。

“逆流而上的胆识和毅力，得到广大听众和各界朋友的好评。”——李凌，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曾任中央乐团首任团长、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中国音乐学院院长。

“逆流而上”几个字说到她心坎上了，那是她一生的真实写照，而不仅仅是客套的赞扬。

如今，乔羽和李凌也不在人世了。

她想起了前辈女高音歌唱家，中国第一代《茶花女》演唱者张权。王振兰年轻时就喜欢听张权唱的歌。张权跟王振兰说：“我很希望为你的作品编一本中国艺术歌曲。” 张权打算当责任编辑，把王振兰创作的歌曲编成一本音乐教材，配上磁带，让音乐学院的学生使用。王振兰受到如此重视，心里有说不出的兴奋，在准备个人作品音乐会的同时整理了一份作品，交给张权。

“艰辛的汗水带来了今日美丽的花朵。”——张权也为音乐会题了词并出席，为它的成功激动不已。想不到还不到两年，张权没完成编辑就去世了。

时间无情，生命脆弱，栩栩如生的前辈身影在三十多年间一个个先后从身边永远消失了。

当年对她影响重大的师友中，只有著名指挥家郑小瑛还健在。

郑小瑛在八十年代便开始与王振兰合作，不仅为她编辑过的许多作品指挥，也为她创作的每一首歌曲执棒。1998年，郑小瑛还为王振兰赴美文化交流写过推荐信。从她们多年的合作中，可以看出郑小瑛对王振兰作品的充分肯定。其后，她们在美国见过一两次。想起来，见面的机会实在太少了。如今，郑小瑛年过九十五了，依然活跃在舞台上。王振兰知道她在厦门建了个郑小瑛歌剧中心，做得火热朝天。

车祸后一年多，两人取得联系后，郑小瑛用微信传来一段话：“啊呀！王振兰，你从哪里钻出来啊？司徒都走啦！幸亏我活得长，不然也见不到你啦！你在哪里啊？身体还好吗？我们5月10日在福州演中文版《塞维利亚理发师》，国际级的歌者。我还在扑腾，你来凑个热闹吧！”

司徒志文走了，这消息让王振兰心里觉得非常沉重。司徒志文是著名大提琴演奏家，和郑小瑛等人创建了“爱乐女”室内乐团，两人分别担任团长和指挥。他们带着乐团投入王振兰的个人作品音乐会，他担任理事长，她上台指挥。

郑小瑛还在舞台上“扑腾”，这让王振兰觉得兴奋。

王振兰回复：“这哪里是什么‘扑腾’，分明是你的又一次壮举！为你喝彩祝贺！我现在北京，有些事想和你商量，有些举措也想及时听听你的建议。小瑛，我们都有幸还活着，望仍有幸继续实现我们初始的追求和愿望！”

王振兰不希望留下终生遗憾，要争取在有生之年去见郑小瑛一次。就凭郑小瑛那股劲，说不定能给她一些鼓励和建议。王振兰没放弃她在八十年代创作的，张权来不及完成编辑的歌曲，一直想以别开生面的形式把它们重新编写出来。

由于康复进展缓慢，她无法应邀去福州。

到了6月，郑小瑛即将在厦门开演《塞尔维亚理发师》，王振兰觉得无论如何要走一趟了。她的身体条件不允许走太多的路，在机场都是坐在轮椅上让人推着。由于航班取消，更换航班，她几经曲折才于晚上按时赶到剧场，观看了郑小瑛指挥的全剧彩排。其后三四天，她在郑小瑛的行政总监安排下在公演剧场最近的宾馆住了下来，正式听了她指挥的歌剧，在陪同人员的讲解之下参观了她的歌剧艺术中心，和钢琴家赵启雄一起访问了福建永定土楼郑小瑛乡村音乐课堂。

这趟行程可谓千难万难，伤筋动骨。三四天的行程回来后，她在一个月内都没缓过来。

她躺在床上，回想起她们见面的情形。那是郑小瑛最为忙碌的几天，她们之间没法坐下来细谈。不过，郑小英专为请她和钢琴家举办了一个餐宴，她在餐宴上向郑小瑛讲起三十多年前难忘的往事。那时王振兰的音乐会开幕时间临近，郑小瑛却因病做了手术，还没有拆线。王振兰到医院去看望，让郑小瑛好好养病。郑小瑛让她打住换指挥的念头。“这场音乐会我指挥定了。你别管我，怎么着我也得去，就是死也死在这个舞台上！”

但是，这次在厦门见面时，郑小瑛并没有给她鼓励。“你看，你现在一个八十九岁的人，还想再重新搞一番事业。我给你泼个凉水吧。你现在要重视健康，重视身体，其他什么都不要想了。”

王振兰理解郑小瑛为她健康着想的好意，但她不能就这样停下来。郑小瑛大她将近七岁，仍然可以上台指挥，她为什么不能做一些余生想做而且力所能及的事情？

她给自己鼓劲：“我不是没有自知之明的人，不是好高骛远的人。只要还有心气，不管做多做少，总要去做。如果就这样停滞下来，即使活着，生命有什么价值呢？”

王振兰躺在床上看墙上那几幅前辈的题词，然后把目光移到黄山画上。所谓黄山画，是她在纽约的朋友张家瑄的摄影作品。张家瑄是电影评论家，也是小有名气的摄影师，以前每年都要到黄山摄影。他让王振兰挑选一些黄山照片。王振兰说，这些摄影作品是参展用的，有商业价值，怎能白白拿去？张家瑄说，太多了，很多也没用，挑吧。于是，她挑了大约二十张照片，放大后带回延庆家里，贴在她喜欢的白色大衣柜上和飘窗两边的白墙上。这样，她即使卧床也可以看到朝阳、晚霞、云海，欣赏摄影师在不同季节，从不同角度拍摄的黄山。那真是千奇百怪，变幻莫测的瑰丽风光。

看着黄山画，她想起了与黄山有关的词作家晏明。晏明和她合作过，共同创作了歌曲《相思的月亮》，在电台播放过，还由叶佩瑛在王振兰个人作品音乐会上演唱过。

晏明把他的两首歌词《黄山途中》《黄山素描》交给她，说如果由她谱曲，将是非常荣幸。王振兰当时就对歌词进行了初始的构思，设置了主题旋律。只是她后来退休，到美国，人生轨道阴错阳差地发生了曲折的改变，没有正式完稿。

如今，在那些百看不厌的黄山画面前，她对黄山有了新的认识，通过画面加强了对晏明歌词的理解。以前构思的旋律又在心中响起，一种强烈的创作欲望和激情，催促着她千方百计克服卧床难以法动笔的困难，克服眼睛视网膜黄斑病变引起的视力困难。她半躺半靠在床上，把本子放在曲起大腿上，拿着放大镜，写起了歌谱。

前奏柔和而舒缓地展开，然后转入清新美妙的旋律，旋律后来又换成活泼轻快的节奏。它不是很容易唱的歌，中间甚至引入变调。是的，调式不是一成不变，才能展现那朝晴夕阴，气象万千的幻梦之美。

她用心感受歌词中的意境，把它化成音乐语言流淌的旋律，抒发黄山奇幻的柔美，铿锵挺拔的壮观，其节奏的变化与旋律的升华均展现出黄山的阔大、无际、强悍和浩渺。

她完成了这两首歌，想交给一个令她青睐的歌唱家。要是歌唱家能在黄山上放声，把二度创作留在那奇石、劲松、云海间，黄山就更奇美，歌声更动人！

黄山旋律一直在心中流淌，黄山景色持久地在脑海里浮现，黄山活了起来，化作源泉，给她破碎的身躯注入了生命力。她在床上看黄山，新的触动使她有种继续创作的冲动。她准备在身体条件允许时，翻一翻几十年来深入生活的积累，加以构思，说不定真能创作出一个黄山之歌系列歌曲集，留给后人，留给历史。

她不会停下来。她想，如果活着却不能思维，做事，生命还有什么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