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向纽约理工学院租了动物实验室场地。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仪器设备安装起来了，大老鼠小老鼠养起来了，实验步入了正轨。这时，公司的老板G博士领着我们几个骨干进去视察。视察完，A在门口举着一瓶酒精，示意G博士抬起鞋底，让她喷射消毒。她也请我抬起鞋底，同样消毒。我以为她要给每个人消毒。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她只为我们两人消毒。

我觉得有些意外，便联想起她对我的称呼。

在生物技术公司内部，头衔和学位一般都不用，直接叫名。同事们叫我维忠，我叫他们大卫、黛安、乔安等。这是从读研就开始的习惯，我们在实验室直呼指导教授的名，不叫某教授，某博士。如此训练出来的研究人员，来到了公司，对同事、上司乃至CEO也都直呼其名。在G博士的公司，情况有些不一样。G是医学博士（医生），通常这样自我介绍，我是G博士——医生们大都这样自称。既然他都这样自称了，下属自然都叫他G博士。除了G博士外，我们同事之间都不称博士或头衔，沿用行业的规矩。A却叫我蔡博士。

刚开始我并没有觉察异样，后来才意识到，她对于公司里的其他博士直呼其名。那时我还没有挣到副总裁的头衔，和其他骨干在名分上没有区别。她却叫我蔡博士，有点和老板相提并论的意味。

她是看上了我有什么出众的地方吧？是不是看中我是哈佛博士后？好像不是，因为公司里不乏在名校做过博士后的专业人士。是不是看中我在这个行业多做过几年，有经验？经验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无法像职位和学位那样明确界定。不过，也不能说完全不是因为经验。以她的行业知识，大概无法弄清楚我真正的专长，但应该能在每周公司的讨论会上听出我讲的是行话。对，这应该是原因，她看出了我比别人有经验。她有眼光。

在一个生物技术公司里，技术员工是主体，一般分两层，即主持课题的博士和执行实验任务的硕士、学士，都是来自相关的生物医学或化学专业。A却什么都不是，完全没有在大学里受过相关专业的训练。这就是我觉得她与众不同的地方。她对我们讲的专业话题最多只能听懂个大概，这就够了。她有眼光，能判断一个人的能力和水平。

她的眼光可能是与生俱来的，或者很早就形成的，来自她那高贵的出身。

她是二战前保加利亚首相的侄女。金发、大眼、细肤，如今虽年纪已大，身上仍有一股劲儿，年轻时准是个颇有风范的美女。战后，保加利亚归入苏联阵营，她沦为下等人。但是，她凭着高贵的气质，嫁了个物理学家。

她女儿年少时在海边玩耍，找不着了，估计是被海水卷走了。如果说地位下降是对整个阶层的重大冲击，那么女儿的失踪却属于个人的命运了。我能想象命运对她是多么不公。

物理学家丈夫是一所大学的系主任，前途原是一片光明，却因为娶了个旧贵族而受到牵连。他无法出国参加国际会议。A不知用什么办法，给他们夫妇两人弄到了护照。两人一飞出国门，就如挣脱了牢笼的鸟儿，不回去了。

物理学家在美国过上一阵自由的日子，伴随而来的是失落感。他怀念往日的身份和地位，便与保加利亚政府联系，取得谅解，回去了。A可不干，她回去后前途会一片黯淡。

在美国，她面临养活自己的问题。她在纽约大街上寻找机会，撞进了一个医学实验室。她指着技术员正在做的组织切片说，要学习这个。她没学过任何基础知识，硬是有办法留下来，从此有了一份技术工作。看来，她想做的事，总能做成。

从此，她做了美国社会的平民，既不是贵族，也不是下等人。

退休后，她闲不下来，便自荐给G博士。G博士付她很低的工资。日子一长，她心里不平衡。为此，她在G博士没在公司时公开表达不满。G博士大概是知道的，就是不给她涨工资。老板也有眼光，早把人计算明白：反正这是她退休后的额外收入，她不会离开的。

A不高兴归不高兴，工作起来一丝不苟，非常胜任。公司的所有组织切片都是她一个人做的，做得均匀而超薄，很漂亮。所有动物实验几乎都需要她参加，只有她一个人会做组织切片。

A只做组织切片，每片的厚度是5微米，超薄，质量高，均匀，重复性高，别人无法挑出她的任何毛病。别人做实验时，有人邋遢，有人不规范，给了她挑毛病的机会。她对于新药研究的知识有限，但是会挑人毛病，一旦挑出了毛病，便来管事。人家不听她的，她便发作，多次当众发出不和谐的高叫声。

为了她这辈子的艰难和顽强，我在心底对她既同情又钦佩。要是我处于她的境地，能挺过来吗？为此，我愿意以宽容的心态来对待她那不时发作的脾气。

她并不总是控制不住情绪。她控制住不发作，可还是不高兴，便来找我诉说。老实说，我要做管理工作，还要主持研究课题，这种事不属于明确的职责范围，可以多管也可以少管。我如果敷衍了事，她大概不会再来找我。但我不推却，而是耐心跟她沟通，除了可以安抚她的情绪，还可以磨练自己的心性。

如果说她可能对我有些不满，大概只有一次。

那一次，她气呼呼地来告K的状。

K和我一样，是个移民，有个博士学位，是在原来的国家获得的。

A不需要跟人谈博士水平的专业，也谈不了，但判断出A缺少些作为博士独当一面的能力，所以对K不怎么尊重。K在实验台上也有点邋遢。这一点被A抓住了，不时教训两句。

A来我这儿诉说K的不是。我不用了解事情经过，也能猜出来是A首先发难，断无K挑起事端的可能。K是个温和的人，从不主动去惹人。但是，这一次K反击了，迫使A到我这儿搬救兵。我不袒护A，只是帮她稳定情绪。她情绪稳定下来后，什么争执也就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了。这次她却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我只好提出解决的方案，安排她们两人和我一起谈话，各自把事情经过讲清楚。

K铁了心，要给自己整个说法，一开场就诉说A的种种不是。A原以为这是她控诉K的场合，完全没有准备，被打个措手不及，一脸错愕。等回过神来，她愤然站起来离席，离开前说她掉进陷阱了。

听那意思，我安排的谈话是个陷阱。不过，A过后对我仍然尊敬，有事还来找我。我依然耐心听她讲。

A发作的对象包括真正有专业水平的人士，如B。

B是博士，在名校做过博士后，跟我的专长类似。我懂的他大概都懂，我能主持的课题他大概也能主持；我不懂的他大概也不太懂，比如组织切片。如果说我在A眼里属于值得尊重的专业人员，B应该也是。她原没有理由去找B的麻烦。

麻烦在于B跟我行事的方式有点不同。

我主持课题时，只做主持，不动手做试验。实验快完结的时候，需要牺牲大批受药动物，收集器官以便检查有病的器官是否得到改善。我会为此写好方案，把团队召集在一起开会，分配任务。我只需督阵就行了。我不懂行的实验，坚决让懂行的人去做。

我不懂组织切片，需要时请教A。A很乐意为我讲解，并主动给我推荐一本专业书。而且她转头就向采购负责人说，蔡博士需要这本书，下了订单。几天后，我收到了书。那是厚厚的精装书，死沉；发行量大概不大，因为大众不会买，所以死贵。我想不出我有理由动用公司的资金买这本书。但是A认为我需要，就一定要买来。我翻一翻书便放到架子上，实在没有时间和动力去学那玩意儿了。有A在，我学那干吗？

B不像我这么放手，喜欢亲自做试验。他把肝肾等器官从大老鼠体内切割下来，放到事先准备好的装着福马林的小瓶子里。这一步骤如果在我主持的课题中，会由A来做。她从收割器官开始做起，然后做组织固定、处理、包埋、切片，把切成极薄的组织薄片转移到玻璃片上。我虽然不会切片，却也懂得这一套技术的重要性，它保证后续在显微镜下的观察得以顺利进行。

B动手把这一步做了，大概是为了给A省事，或者为了避免跟A打交道。

要避免跟A打交道是不能的，公司里到处是她的身影，你不找她她会来找你。B踩入了A的地盘，不知已经捅了马蜂窝。

A当着众人的面高叫：B不懂，把器官切得太厚了，福马林无法渗透进去。

B不争辩，只是摇摇头，表示怀疑她夸大其词，耸人听闻。但他心里没底，等大家都下班后，把动物器官从各个小瓶里取出来，切成了两三块，再放回去。

第二天，A又当众高叫起来：B切得过薄了，影响做包埋。

反正只有她懂，B没底气反驳她。

这件事似乎对B并没有造成持续的心理影响，过后还跟A分享自己的研究结果。

原来B对吸烟发生了兴趣，想搞个研究课题。他弄来了一套玻璃装置，里边装着细胞培养液，在管子的一头点燃香烟，让气体通过管子穿过玻璃装置，气体里的有害物质被吸收到培养液里。他拿这些培养液去喂养细胞，把细胞杀死。他的目的不是要杀死细胞，而是要加入待试验的药物，看能不能拯救细胞。

实验的第一步成功了。B很兴奋，请A来观察显微镜下的细胞。A一看细胞都死光了，愤怒神经被触碰，指着B哇哇大叫。她认为B是在羞辱她，因为她吸烟。以我对B的了解，他是为了发现新药去才做这个实验，也是为了A好才邀请她来观察结果。但A太受刺激了，把怒气洒在B身上。

吸烟有害，这是共识，大家早就听惯了。不过，有几个人看过被烟毒害过的细胞？显微镜下那一幕太过触目惊心了。A不能假装没看见，便悄悄地把烟戒了。这不是好事吗？她至少应该在心里暗暗感激B才对。

可是，她又对B不满了，因为她戒烟后味蕾活跃，食欲大增，体重增加了。这是戒烟者的尴尬，才停掉一项有损健康的行为，又得面对另一项不健康后果。她把这一切归罪于B。B如果没让她看显微镜下那可怕的图像，她还在心安理得地抽烟，不会面临两难困境。

公司搬到了一个大楼里，享用二层的一大片实验室，每个实验人员都有一个大实验台。此外，室外有个大阳台。老板说，这个地方得充分利用，搭个遮阳伞吧。A毛遂自荐领了任务。她买了一套室外家具，包括一张大桌子，七八个椅子，一个超大的遮阳伞。货物运来了，她需要几个人一起搭建起来，但是没人愿意出手帮忙。老板确实任命她管这事，但是没有给她配备人员。她自己找，没人愿意配合。

她来找我。

我知道老板确实有意要搭这套室外家具，不是A一个人在折腾，所以不能不管，便出面叫了几个人帮她搭建起来。他们在搭建时，我注意到了阳台上添了几大盆花草，应当是花了不少钱。花草看着赏心悦目，但和公司的新药研究没有任何关系，花大钱就说不过去了。

A说，她只花了很少钱，是平常价钱的三分之一。

“你遇上大折价了？”

“不是，我讲价讲下来的。”

这就新鲜了。我知道附近的花圃都明码标价，和商店一样，从来没有讲价的余地。每年春天我都要去买几盆花草，从来没见过有人讲价。

A竟然能够讲价。我愿闻其详，她也不保留，把经过告诉我。

她走进花圃，看中了几盆，提出要以这等低价买。花圃老板不答应，她便不走。她说，她就要以这个价买这几盆，如果不卖，明天还来。老板拿她没辙，僵持了一阵后只好屈服了。就这么简单。

她分明凭自己的意志让人屈服，就这么简单！我怎么不会这一招？试想，如果有本事用三分之一价格买东西，不就相当于拥有三倍的钱吗？想来她这辈子挣的钱不会太多，但她有本事把钱的价值发挥到极致。

我又觉得，如此有效的方法恐怕没有那么简单粗暴。A大概估计过，三分之一的价钱高于或等于进货价，不会让老板亏本。老板权衡利弊，在考虑是跟她消耗时间还是少挣钱的选项后，才决定让步的。我觉得我的推理大概没错，但我绝对没有A那样的勇气。想想其他顾客看我像看傻子的眼神，我连一丁点这样的念头都起不来。

这是A的过人之处，她想做的事总能做到。

像搭建遮阳伞这种事，她虽调动不了公司的其他人，但她有办法，她来调动我。

这让我想起，她以一个毫无专业背景的身份，走进一家医学实验室，硬是挣得一份工作。想来她也是用这种看似简单却有效的方式达到了目的。

还让我想起来，她走进保加利亚的政府机构，以绝对的意志支配办事人员，给她和丈夫发了护照。具体过程我不清楚，但我相信只要是她想要办的事，总能办成。

A宣布要离职了。以前是名义上退休，还来我们公司工作，这次是真正退休。她年纪不小，却精力旺盛，冲劲十足，只是常常用在冲突中。我想也好，与其看不惯周围的事情，不如回家过安静的日子。

大家给她开了个欢送会。一个大蛋糕切开，大家边吃边聊，兴致勃勃。一张精美的卡片上，写着同事们对她的祝福。她曾和不少人发生过争执，似乎没人记恨她。我可以作证，平常都是她到我这儿来告别人的状，没人来告她的状。别人不记恨她，可能在于她不记恨别人。总之，欢送会气氛融洽，大家都很高兴。

最为高兴的人是欢送会的主角A。她意犹未尽，说过两天还要来和大家告别。两天后是星期五，她真正的离职时间，她来一下也是正常的。

星期五她没有来。

行政负责人J打电话问明了原因。A回去后把欢送会回味了一遍，发现一个问题：大家都很高兴。为什么高兴？敢情是盼着她早日离开呢。

我没有再见到A，觉得很遗憾。我想起她对我的好，她身上值得我羡慕的优点，还有她爱和人争执，也磨练我心性的脾气。